目前我国的艾滋病现状不容乐观。最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的艾滋感染现状，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全国政协委员，中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表示，“我国防治艾滋病的经费高达几十亿，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钱都是用在已感染人群的治疗和与治疗相关的活动上，对于未感染但处于高风险的重点人群和大众预防艾滋病的教育做得很不够，加强预防、关口前移是我们目前亟需做的一个战略调整。”

邵一鸣认为，“虽然我国的艾滋病处于低流行水平，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很大，零点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就是一百几十多万人，我们不能以低流行水平来衡量艾滋病给人民带来的影响，要着重把握的是疾病流行的趋势, 千方百计地促使其下降,至少是持平。”

邵一鸣建议针对我国当前艾滋病的严峻形势,应该把国际通行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日提高到艾滋病防治宣传月，也不要集中在一年中一个时间段内，应该常年都有这样的宣传活动。比方说每个季度拿出一到两个星期来，这样就会有一个比较广的覆盖面。英国的经验就是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做了一个广覆盖、长时间的宣传月，最后延续到近一个季度的高强度的宣传。

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国家、社会、学校都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尽管国务院有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有几十个部委参与，但是经费主要还是用于卫生部门，由卫生防病机构来做，可是对于学生艾滋病的防控主要应是在教育部门，对另一个新艾滋病流行重点的男性老年人群则应有相关部门去做，所以建议预防经费主要应发放到卫生以外的部门去组织实施，由多部门承担社会综合防治的责任和工作。”

邵一鸣认为对传统高危人群的宣传教育也很重要,而不能仅依靠治疗。美国男同性恋人群在80年代刚发现时,患病同性恋人群因无药物而大量死亡，这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促使高危性行为发生改变,很快降低了艾滋病在美国男同性恋人群中的流行。随着科学的进步、大量药物的发现以及政府对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等措施的实施，在大幅降低患者病死率的同时, 也降低了促使他们自我改变高危行为的威慑, 这也是我国当前艾滋病病毒感染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 从这一方面来看,科学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必须加大而不是减小对高危人群的预防宣传力度。

邵一鸣还建议，充分利用群众组织普及防艾知识，“我们国家政府的群众组织很庞大，像农村的村委会、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工青妇组织等，在过去的公共卫生活动中都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艾滋病领域比较单一的关注和支持一些高危人群的社会组织，如同性恋的组织等，这是不够的。他建议在继续支持新型社会组织开展防艾活动的同时,也要发动政府传统的群众组织，从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强宣传教育, 落实综合预防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人民健康、社会和谐、筑牢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