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作弊”为何屡禁不止?

今年吉林省将实施“史上最严”高考安检，金属探测仪一响，即便只是文胸后面有两排金属搭扣，也将被拒之门外。

不用说，最严安检是为了防止高考电子设备作弊。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打破高考利益链，消除制度上的根源，各种技术上的“严防死守”，都很难真正治理高考考场作弊。

高考考场引入屏蔽仪和金属探测仪已有多年，据称主要是打击高科技团伙作弊，但引进这些技术手段以来，高考考场作弊现象似乎没有由此减少。比如，2011年，广东高考作文被曝疑似泄题，后查明是考生将手机带进了考场，用手机拍照外传，而当时的考场就有金属探测仪。对于有探测仪，却可让手机大摇大摆进入考场，考试组织部门至今没有解释。

其他一些省市也在探测仪的功能上大下功夫，但问题是操作探测仪的是人，如果打通人这一关节，经过“最严”的检测进入考场后，不是反而让监考人员放松了警惕吗?

从近年来曝光的高考作弊案例分析来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考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考生、社会、家长，以至于当地教育部门都卷入其中。由于各个环节都被打通，里应外合，所谓的技术防患和严格监考，最终都形同虚设。

对于考生、家长、社会和教育部门的“协同作弊”，有人认为这是诚信问题，丧失了基本的诚信底线。但从本质上说，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教育部要求考生在考前要签诚信承诺书，可有多少打算作弊的考生把这纸承诺书真当一回事呢?高考考场作弊屡禁不止，主要与三方面因素有关。

其一，对高考作弊的查处不严。客观而言，高考作弊的处罚力度近年来虽有加强，可还是存在地方政府部门自行组织调查、问责被淡化处理的问题。有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我国缺乏一部《考试法》，导致考试作弊处理无法可依。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依照作弊的性质，完全可适用现行《刑法》的条款追究作弊者的刑责。作弊没有得到严肃处理，在于没有对每一起作弊事件，都按照司法原则，启动司法程序调查处理，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的，几乎都是当地教育部门，而教育部门作为考试的组织方，本就对考试作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是被调查对象，而不是调查者。

其二，高考牵涉到地方的高考利益，形成了高考利益链条。我国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各地方政府教育部门抓当地的升学率，主要就是在省内瓜分高考蛋糕，很显然，如果本地考生高考成绩好、升学率高，地方政府脸上就有光，这也是一些地方在高考监考中并不严格，甚至有教育部门官员主动参与集体作弊的原因所在。在这种环境中，有多少考生、家长会认为作弊是羞耻的呢?针对这一现象，曾有建议希望高考实行异地组考，但采纳这一建议的地方并不多。

其实，要破除高考的地方利益，关键在于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实行考生基于统一测试成绩的自主申请入学，大学自主招生，这就把高考变为社会化考试，把招生录取变为考生和学校之间的双向选择关系，与地方政府无关。实行这一入学制度，高考的地方利益也就不再存在。

其三，我国大学没有现代学校制度，大学教育教学普遍实行“宽出”，一名考生经过作弊考出高分，被大学录取后，不出意外，将顺利获得大学的毕业证书，这就是所谓的“一考定终身”。这显然让作弊的效用极大，如果考生作弊后，他拿着成绩去申请大学，大学要考察他除这一测试之外的其他能力与素质，比如中学的学业成绩、中学的特长表现、大学的面试成绩，这一测试成绩就无法派上那么大的用场——在目前的录取体系中，这一分数是所有大学录取的重要依据——而且可通过评价他的其他方面素质，还原其真实的能力;如果他被大学录取，不能适应大学学习生活，达不到大学的培养标准，将被淘汰，还有多少人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作弊?

所以，防患高考作弊，技术路线是不太能走得通的。只有严厉调查、严肃处理每起高考作弊事件，追究责任，才能更具威慑力，另外，要纯洁高考环境，必须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只有降低一次考试在升学评价中的作用，不再一考定终身，才能遏制高考作弊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