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控受贿100套住房、100个车位的“双百院长”王天朝腐败案在微信圈热传。王天朝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任上的10年，恰恰是被控权力寻租的10年，其15项受贿事实中7项涉药品设备采购，受贿金额超亿元，创下医疗系统官员腐败的多项纪录。

实际上，自2009年的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在药品、器械、耗材招标采购、医院准入（目录）、回款等环节中的寻租腐败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仅公开报道，从年初到6月的半年内，就有北京、广东、安徽、河南、湖南、广西、海南等地16名公立医院院长落马，贿金动辄数千万，范围之广、金额之大皆令人发指！

有人玩笑说，单靠监察委那几个人，抓完得何年何月？然而，倘若一国的公立医院都沦落至此，那决然不是哪一个医院、哪一个院长的问题，如果监察委不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必定“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不会有抓完的那一天。

我们找找根源究竟在哪？先看一个案例。

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今年6月刊发的《清除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病毒”》一文中，海南省澄迈县委巡察组发现，一盒市场价为1元的“乳果糖口服液”，海南省集中招标采购确定的中标价，即全省公立医院的采购价是30元，再执行零差率政策，医院药品按购进价售与患者，最终售价依然是市场价的30倍。该院原院长罗小敏借由药品采购等权力受贿353.7万元被双开送检，而这种情况在该县各大公立医院比较普遍。

通常监察部门的处理往往止步于涉案院长，但从上述案例来看，诸多疑问单从院长受贿本身是无法解释的，甚至还会让社会为院长的某些“违规”做法打抱不平。因为，尽管医院药品售价是市场价的30倍，但：（1）院长可以说，医院执行了公益性的零差率政策，一分钱没赚，药品实际购进价就是30元；（2）院长可以说，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因为药品采购价不是医院定的，而是政府招标确定的，医院只是按规定执行了集中招标采购的中标价；（3）从市场价1元到中标价30元，30倍的巨大差价去哪了呢？都是院长独吞了吗？

显然，监察部门只有深究这些问题才能触及乱象根源。

实际上，新医改以来，有关部门为了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药价虚高、药品回扣的问题，在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实行了两项药价管制政策，即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与零差率，这两项由有关部门主导、行政化的管制政策看起来似乎都有降低药价的可能，但实际结果却恰恰相背，在虚高药价之下药品回扣愈演愈烈，回扣刺激下的医生大处方、滥用药、过度医疗、没有回扣的廉价药消失，“欺骗式”医疗使得医患冲突发生频率、程度均全球独树一帜，而占我国药品市场份额近80%的公立医疗机构正是这些问题的重灾区。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与“零差率”这两项药价管制政策都得到了全面且严格的执行，为何事与愿违，甚而让医院院长频频落马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两项政策”叠加在一起，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体系，让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倒逼形成“地下市场化”，药企不得不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地下竞争，与公立医院药品准入、销售相关的环节均雁过拔毛，有关部门借由集中招标采购利用政府为药价“背书”，让医院采购与医生处方高价回扣药无责且安全。

一方面，由于有关部门以“集中采购”之名行“行政定价”之实，在药品采购价被集中招标采购事先确定的情况下，药企在向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就无法开展公开的价格竞争，不得不选择地下交易的竞争，即通过回扣刺激医生处方。对药企而言，为了提升回扣的竞争力，其必要前提条件是谋得一个“高价标”，从而预留足够多的回扣空间，而“中高价标”的唯一办法则是攻关主导药品招标的有关部门。

同时，在正常的环境下，包括药品在内的所有商品都遵循“采购价格越低、买方获利越多”的市场规则，但零差率颠覆了这一规则，让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原因在于，虽然零差率表面上取消了医疗机构公开的15%药品加成，但根本没有触及占据药价40%左右的地下回扣。零差率要求医院以中标价采购并销售（平进平出），药企在中标价被事先确定的情况下，依然不能开展公开的价格竞争，药品销量依旧取决于医生处方，谁不搞“高定价、大回扣”谁就要被迫关门。

更为严重的是，虚高的药价是通过政府部门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定的，利用了政府给价格“背书”，在这种情况下，药企、医院都不用对虚高药价担责，同时，两项政策“定死”了医院的药品采购价和零售价，不允许医院二次议价，这样一来反倒从政策上给虚高药价撑了把“保护伞”，令回扣更为泛滥。

对药企而言，在“集中招标采购”与“零差率”这两项管制叠加作用下，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失灵，企业无法通过提升效率、降低价格、完善服务等正常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反而只能通过“高定价、大回扣”的竞争来存活。高价中标的药品要想卖给医院，首先要过院长这一关，如果进不了医院的药品采购目录，医生一支也开不了。这就是院长动辄收受贿赂达到几千万、上亿元的制度根源。

事实上，新医改以来，社会各界抨击、要求取消“两项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医改专家徐毓才于《财经》发表《医疗腐败的“毒瘤”能被医改根治吗？》一文指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设计上层层把关，现实中却是层层吃手”，“实践已经证明，药品、卫材集中招标采购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既不能真正降低价格，也不利于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治理，必须尽早废除”。有关部门未必不知上述“两项管制”造成的危害，但为何还要不断变换名称、花样，以所谓“挂网/限价/阳光/联合采购、GPO、药交所、带量采购”等名义继续确定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呢？他们之所以把不当管制导致的结果当做一而再、再而三加强新的不当管制的理由且乐此不疲的原因在于，这里面有一个巨大且与权力挂钩的地下利益分配！

新医改9年来，公立医院的药品购销从出厂、入院直至售与患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市场化体系，其中的地下利益链不但包括院长、医生，还包括科室主任、有关官员、医药代表等等。

上述地下利益分配体系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禁止医药市场化政策所倒逼形成“地下市场化竞争”的结果。

为何医生回扣占比最大呢？由于医生的处方权决定着药品的销量，我国4000多家药厂、数万种药品要想产生销量，就必须集中绝大部分资源对销售控制权最大的医生展开攻关竞争，因而医生回扣占比最大。

为何要公关招标机构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从1999年试点算起已实施19年，形成了以用药目录、招标目录、招标规则（分组、赋分）、配送商遴选等为勾兑标的，从有关部委、省级主管部门到地市级直至县级主管部门，一个冗长的雁过拔毛的地下利益链。对于药厂而言，若低价中标，由于没有回扣空间，药品就不可能有销量，此谓“中死标”；若高价中标，给医生的回扣空间大，销量就会暴涨。因此，每一次招标都是决定药厂命运的生死大战，为谋求高价中标，药厂必须想尽办法、动用一切资源攻关招标部门。多年来，药品招标、基药目录寻租腐败窝案频发，就是对上述事实的最佳印证。

通过省级集中招标采购获得“高定价”是为后续回扣促销留足空间的必要前提条件。然而，药品要想在医院销售则必须想方设法进入医院制定的用药目录，而拥有目录决定权的首当其冲是院长；再加上药企为争取尽快收回药品采购款时给予的“感谢费”，公关医院相关负责人的地下利益约占药品中标价3%。此外，医药代表为了统计医生处方用药量以兑付医生回扣，必须通过各种办法进行“统方”，这一部分也占到药品中标价约3%。

综上，“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定价”（省级集中采购、地市级带量采购、挂网限价、双信封、药交所、GPO等本质上一致，都是“行政定价”，事先确定采购价格，让正常价格竞争失灵，倒逼药企高定价，并在政府确定的价格下，通过巨大的价差空间进行地下交易）与“零差率”这两项不当管制政策才是公立医院院长不断落马（也是医生普遍收受药品回扣）的制度根源，才是真正的藏在背后的始作俑者，只有从根源上实施监察，才能挽救“两项不当管制政策”下不违规、不犯法都不行的院长，也才能早日挽救病患于水深火热中！